玛格丽特·博登
(Margaret Boden)
人工智能专家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对于“天才”的定义最为准确:所谓“创新天才”,是能够想出新颖独特、出人意料且极具价值的观点的人。
要成为天才不能指望一点一点渐进式的创新,而是要有跨越式的进步。那么,如何造就天才,或者天才的出现跟什么有关?
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19世纪的科学家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认为,天才是遗传的,这可以用基因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家庭能培养出多名杰出人物,而有的家庭却一个都没有,移民或难民多的家庭往往能取得更为杰出的成就,原因在于引入了“珍贵血液基因”。
不过,现代心理学认为,天才是遗传的说法并不准确,天才不会像蓝眼睛、秃头等特征一样遗传,天才基因并不存在,各大文明也不会因为基因库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诚然,基因是创新天才得以出现的部分因素,但并非绝对因素,心理学家认为基因只占了10%~20%的原因。
与天才是天生的这一说法相对的是天才取决于后天培养,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研究表明,坚持1万小时或者10年以上的刻苦练习,就能成为某方面的大师,那么成为天才自然也不在话下。现代心理学证实了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成功等于99%的努力和1%的灵感。”
的确,汗水是成功重要的因素,但是似乎还缺点儿什么。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天才的出现还有更重要和隐秘的因素,那到底是什么呢?
韦纳承认,天才在一系列平凡的时刻中酝酿和成长,那些有着伟大思想并改变了世界的天才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经历着我们也在经历的平凡生活。但是韦纳发现,平凡酝酿着天才,混乱的环境似乎有利于天才的涌现;行走有利于思想的诞生;没有那场瘟疫的爆发,文艺复兴可能就不会发生——天才不仅仅是基因或勤奋与否的问题,孕育天才的关键在于文化,这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大众责任,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环境和氛围。
非洲有句谚语: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天才几乎都扎堆出现在城市,相较于农村而言,城市的事物更有利于激发创造,天才的出现会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天才不会单独分散出现,而是扎堆出现,比如,历史上的雅典、弗洛伦萨,出现了大量的人才,为什么这些城市会大量出现人才呢?是地理位置还是环境抑或是气候,是财富还是运气,这些扎堆的天才所具备的特质是一样的吗?孕育天才的环境一定有其独特之处,但会是同一种特质吗?那个时代的精神消逝之后,天才也会随之消失吗?还是仍然可以寻找到些许痕迹?
雅典
行走和竞争
雅典是古希腊天才的培养皿,这座城市培养了包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诸多天才,数量比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因为雅典天才运好?就像历史学家所说的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还是因为雅典人民善于把握自己的命运?韦纳认为恐怕这是难解之谜,但是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一边走一边思考的习惯,经常是室外行走,每天醒着的时候只有三个小时呆在屋子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雅典人都是步行的,他们是漫步着的芦苇,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哲学。
另外,雅典人特别爱竞争,体育运动、戏剧、喝酒等方方面面都在竞争,那么,是这种竞争精神使得这里天才辈出吗?心理学内在动机理论认为,追求奖励,认为会受到评价,即使是正面评价的想法也会扼杀创造力,创造源于自身兴趣、追求享受和成就感,以及工作本身的挑战,而非任何外部力量,过于强调奖励和评估实际上会扼杀创造力。
同样相信“行走的力量”的古希腊人
尽管心理学的观点如此,但在古代雅典,生活中残酷的竞争却往往能激励人获得某些成就,“要不断超越他人”,古希腊大诗人荷马如是说。
另有研究表明,在有奖励激励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音乐家会创作出更具创意的作品,显然,这一研究结果与内在动机理论相悖,那么问题到底在那儿呢?实际上,两者都没错,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异性,竞争让经验丰富的人备受激励,但会扼杀没有经验之人的创造性,最佳方式是将内外动力结合起来。
维也纳
苛刻的观众
韦纳认为,在维也纳,是苛刻的观众成就了天才,城市的伟大并不在于它面积大小,而在于它能让天才们互通有无,培养天才的土壤来自普通大众,如果不是因为维也纳的观众们精通音乐,而且要求苛刻,就不可能培育出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诸多音乐巨人。
维也纳露天音乐电影节
即使是维也纳最普通的市民,也会要求管乐队演奏好听的音乐,就像他们向房东要求物超所值的房间一样,维也纳的每个艺术家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观众实时监督着,促使这些天才尽全力去创作。莫扎特认为,维也纳是最适合搞创作的城市,莫扎特来到维也纳时,这座城市开始转型,自由职业开始出现在城市,莫扎特也是其中一员,但是自由的生活让莫扎特压力很大,他总要马不停蹄地创作,甚至在妻子分娩时也要作曲,他要不断满足维也纳那些挑剔观众的口味,这座城市从来不会降低对音乐的标准,所以音乐家必须展现出他们最好的一面,所以说是苛刻的观众促使莫扎特走在时代前列。
杭州
美丽的自然景观
韦纳认为,古代中国的杭州之所以天才辈出是因为西湖异常美丽的自然景观,例如,西湖给予了苏东坡文学创作的灵感,他的很多诗以大自然为主题,跟雅典人民一样,苏东坡怀着对自然的崇敬,进而自然延伸到对科学、对生活的探索。
古代杭州给马可波罗也带来了心灵的冲击。他疯狂地迷恋杭州,他爱西湖,爱小桥流水人家,也爱杭州的女性。韦纳还提到了杭州人沈括,他认为,如果那个年代有名片的话,沈括的头衔一定特别丰富,比如数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药理学家、农学家、考古学家、地图制作家等等。
沈括
(约1033~1097)
为什么古代杭州城里会出现沈括这样极具创新精神的人呢?现代中国文化会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吗?韦纳认为,“枪打出头鸟”和对领导的服从扼杀了当代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现代中国人在骨子里并没有古人爱玩的精神。当代的杭州出了一个名叫马云的创新型企业家,在租不起办公室的时候,马云就和员工在西湖湖畔的草地上开会,在韦纳看来,马云在现代中国并非只有一个,如何让更多的马云得以施展才华,是当代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硅谷
“弱关系”和批判性
美国硅谷是全世界科技天才的创业天堂,那里创意迭出,成功者频出,诞生了无数的天才,硅谷为何有这样的傲人气质?在韦纳看来,这是因为硅谷具有两大重要特质:
第一,“弱关系”,这是成就硅谷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性因素。弱关系中的人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比如,硅谷百分之五十的公司中会有来自海外的合作者。不怕得罪任何人是实现创新想法的重要保障,弱关系恰好有利于形成这种氛围。强有力的关系让人感觉良好,给人一种归属感,但这同样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具有强关系让人更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的陷阱之中。
第二,硅谷拥有颇具批判性眼光的大众。生活在硅谷的人们坚信生活总是要改变的,那就由我们来主导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流,硅谷将先哲所说的流动性和科技至上的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流行性意味着不断有人成功,也不断有人失败,韦纳发现,硅谷的失败是富有启发性的失败,要尽早失败,要更好地失败,当中国的年轻创业者幻想着自己成为第二个马云时,韦纳分析的硅谷天才特质或许能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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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地理学——从雅典到硅谷,探索天才与环境的关系》
[美] 埃里克·韦纳,秦尊璐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11-28
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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